栏目: 国学研究   作者:佚名   热度:

    沈约是南朝著名的文学家,被誉为“一代辞宗”(《南史·任昉传》)。他的文学主张与诗歌写作,在新体诗的形成与齐梁诗风的转变中具有重要作用。

    沈约的文学主张
    沈约的文学主张,主要可概括为三方面,现论之如下。
    其一,文章“三易”说。颜之推《颜氏家训·文章》有“沈隐侯曰:‘文章当从三易:易见事,一也;易识字,二也;易读诵,三也。’”“易见事”中的“事”,即是典故与成语,将其用于诗文写作的目的在于明理证义。尤其是诗歌,其创作多以形象思维为主,而在不适宜抽象说理处,需借助用典表情达意。沈约认为诗文写作无须使用生涩冷僻的典故,而需明白晓畅,使读者见事知意。“易识字”指向用字,沈约认为作文需以通用常见字为主,不提倡以古奥生僻字作诗为文。因诗文是个人情志的表达,如若字句诡异,令人费解,实不可为训且无意义。这与刘勰《文心雕龙·练字》中“避诡异”的文字练择观不谋而合。“易读诵”在于诗文的语言要声调和谐,吟诵时协调流畅,易于上口。中国古典诗歌原本与音乐密不可分,早期诗歌如《诗经》等皆可入乐,只是随着时代与诗体的发展,二者关系才逐渐淡化。诗歌由以歌咏为主渐趋转向以诵读为主。沈约“易读诵”的提出,便是对诵读音乐美的强调。
    其二,永明“声律论”,即“四声八病”。该论产生于齐武帝永明年间,从音律、音韵等角度对诗歌创作提出种种规范和避忌,是对诗歌语言极为精细化的一种具体要求。沈约等人强调声音的排列组合规律,并将这一规律运用于五言诗歌的创作中,使得诗歌读来浮鼓相应,唇吻流利,从而呈现出“五字之中,音韵悉异,两句之内,角徵不同,不可增减”(《南史·陆厥传》)的完美效果,并最终形成了“永明体”。而“声律论”的具体内容,则是运用平上去入四声来合理安排诗歌语言,避开平头、上尾、蜂腰、鹤膝、大韵、小韵、旁纽、正纽八病。其中,前四种病表述明确,主要指某些对应的位置须避同声;后四种病多是举例说明,且较前四种病更为复杂,涉及避同韵母、同声母等问题。
    其三,文学发展观。沈约在《宋书·谢灵运传》中对历代文学的发展规律做出探讨。尤其论述了文学的起源与自远古至刘宋时期文学发展的历史。沈约认为诗歌是人内心激荡感情的外现,所谓“志动于中,则歌咏外发”,外物的感召触动了人的心志,心志的积累达到一定的程度,便发而为诗。因此,“歌咏所兴,宜自生民始也”,即文学的肇始与人类的出现一样远久。而在对历代文学发展的论述中,以“通”“变”贯穿始终。“通”即继承,例如指出两汉至建安以来作品,“原其飚流所始,莫不同祖风、骚”。“变”则指自汉至魏四百余年,文体三变,其原因在于“赏好异情”,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创作风格。同时,沈约对文学创作中“文”“情”关系展开讨论,主张“以情纬文,以文披质”,即诗文创作以“情”来组织文辞,文辞也须润饰情质,以达成内容与形式的统一。

    沈约诗歌对文学主张的实践
    沈约在齐梁时以诗名,与任昉享有“沈诗任笔”之誉,所谓“诗多而能者沈约”(《梁书·何逊传》)。沈约的诗歌无论是题材内容,还是艺术形式,都颇具特色。而他的诗歌创作对其文学主张的实践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。
    其一,长于抒情,感情真挚,婉切动人。钟嵘《诗品》评价沈约诗“长于清怨”,即是说其诗善于感叹身世遭遇与时代之思,蕴藏着诗人丰富充沛的思想感情。这种感情,有时是坦率直白的表露,如送别朋友的《别范安成》:“生平少年日,分手易前期。及尔同衰暮,非复别离时。”共情今古,感人至深。再如怀念故人的《怀旧诗》(九首),每一首怀悼一位亡故的朋友,情深如许。有时则表现为“借题发挥”,将压抑的深沉情感借古题表达。如乐府诗《东武吟行》,即借古题抒发自己的伤时之感。同时,沈约诗歌的写景状物亦十分形象生动,他既重情文,又不偏废形文。山水诗如《早发定山》,以“标峰”“置岭”“忽斜”“复抓”“未落”“欲燃”等词组,描绘定山奇伟。《八咏诗·被褐守山东》有“两溪共一泻,水洁望如空”,读之即见溪水之清洁灵动。可以说,沈约诗歌的情感表达是对其“以情纬文,以文披质”这一为文理念的实践。
    其二,注重自然,追求平易。这正是对其文章“三易说”在诗歌领域的实践。沈约的《别范安成》《休沐寄怀》《古意》《早发定山》等篇,明白如话,浅显易懂,无难识之字。尤其是《别范安成》中“梦中不识路,何以慰相思”一联,《文选》李善注认为化用了《韩非子》中周人张敏与高惠友善,张想念高,梦中往寻,中途迷路而返的典故。该联巧妙贴切而不露穿凿痕迹的手法,正是“易见事”的典范。同时,沈约还主张向民歌学习,采俗语入诗,认为诗文要适合一般士人诵读,故而其诗能“见重闾里,诵咏成音”(钟嵘《诗品》)。
    其三,语言工丽,讲求对仗,声调铿锵。钟嵘认为沈约诗歌“五言最优”,其五言在对偶与韵律方面,已初具唐代五言律诗雏形。对偶如《伤谢朓》:“调与金石谐,思逐风云上。岂言陵霜质,忽随人事往”等,已成典型。声律如《钟山诗应西阳王教》等,呈现出井然有序的四声对应关系。韵脚如《怨歌行》等,已然出现平仄交替。同时,沈约常以双声叠韵词入诗,读来朗朗上口,音声铿锵。明人杨慎《升庵诗话》评沈约《八咏诗》有言:“‘登台望秋月,会圃临春风。秋至愍衰草,寒来悲落桐。夕行闻夜鹤,晨征听晓鸿。解佩去朝市,被褐守山东。’此诗乃唐五言律之祖也。夕、夜、晨、晓,四字似复非复,后人决难下也。”可以说,沈约的五言诗,是对其所倡“声律论”的探索与尝试。

    沈约在齐梁诗风新变中的意义
    沈约在萧齐时已成为竟陵王萧子良文人集团的领袖之一,在萧梁时又居宰辅之任,身居高位。他不仅善于属文,更乐于推人之善,提携后人,在齐梁诗风新变的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。
    其一,以“三易说”引导齐梁诗风的审美变革。沈约的“三易说”对改变刘宋以来追新尚奇的诗风颇有助益。刘勰《文心雕龙·通变》有“宋初讹而新”,宋初文坛追求新奇,而这种风尚至于宋末,愈演愈烈。刘宋初期以颜延之、谢灵运、鲍照、范晔等为代表,注重语言的雕琢与诗意的生新,中后期则以张融为代表,以标新立异自许。所谓“今一字诡异,则群句震惊;三人弗识,则将成字妖矣”(《文心雕龙·练字》)。因此,沈约的“三易说”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这种时风,促进诗歌的健康发展。且其所倡得到彼时著名诗人谢朓、王融等人的认同。如谢朓《游东田》《游敬亭山》《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》等山水诗,文词平易晓畅,在对自然景观的精心描绘中融入真情实感,较之谢灵运刻意追求生新古奥的山水诗有了长足发展。
    其二,以“永明体”诗歌推动近体诗的生成与发展。《南史·陆厥传》论述永明体时,将沈约、谢朓、王融、周颙同列,他们善识声韵,以气类相推毂。沈约诸人在提出“四声八病”等声律论后,有意识地对这些理论进行了实践。沈约所作前文已论。他者如谢朓,提出“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”(《南史·王筠传》)的观念与“声律论”相呼应,“圆美流转”的关键便在于声韵与格律。在他的实际创作中,有“远树暧阡阡,生烟纷漠漠”“余霞散成绮,澄江静如练”等佳句,大多平仄协律,对仗工整。又如《玉阶怨》《王孙游》《同王主簿有所思》等五言四句小诗,更与唐代五言绝句相差无几,以至于得到“已有全篇似唐人者”(严羽《沧浪诗话》)的评价。可以说,以沈约为代表所倡导的永明体诗歌,是近体诗发展中的关键一环。
    其三,以《宋书·谢灵运传》总结文学发展经验,开文学史书写先河。值得注意的是,沈约在该传中的许多观点,为刘勰《文心雕龙》与钟嵘《诗品》所继承。如沈约在文情关系中提倡“以情纬文,以文披质”的诗文写作观。至于《文心雕龙·情采》则有“心定而后结音,理正而后摛藻,使文不灭质,博不溺心”。《诗品》则有“干之以风力,润之以丹彩”。可以说,沈约《谢灵运传》为《文心雕龙》《诗品》等文学理论专著中的诗歌发展史论导夫先路。
    综上所论,沈约无论在理论建树还是在诗歌创作上,皆引领潮流,身体力行,以亲身创作实践推动齐梁诗风变革,为唐诗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。


    (作者:林家骊,系浙江树人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教授)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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