栏目: 国学研究   作者:佚名   热度:

    自清人皮锡瑞定性元明为“经学积衰时代”(《经学历史》),学术界一直公认元代是经学的衰落时期。在《诗经》学领域,则认为元代《诗》学“皆本《诗集传》,无多新说”(鲁洪生《诗经学概论》)“墨守朱子之诗”(马宗霍《中国经学史》),无成就可言。但如果换一个角度看元代《诗经》学,可能会得出大不相同的认识。因为正是在元代,朱熹《诗集传》成为《诗经》学新经典,取代了毛郑旧经典,完成了《诗经》学新旧经典的更替。如此来看,在《诗经》学史上,元代又该如何定位呢?
    《诗经》学史的这一转变,影响此后数百年,这是事实,应该正视。确认了这样一个学术史事实,那就需要认真考察,朱熹《诗集传》是如何成为新经典的。这应该是《诗经》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。
    与这一新旧经典的更替相关的所有问题,都应该回到元代社会政治、学术环境中来体认。出于元初社会重建的现实需要,元人选择了朱熹学说,当然也选择了朱熹《诗经》学。朱熹《诗集传》经典地位的确立,是与朱学在元代“官学”地位的确立同步的。具体情况,可从以下几方面说明。
    元初北方学者在社会重建、道德重建中推朱学以施治,为朱熹《诗集传》成为新经典提供了社会与政治基础。蒙古灭金的战乱与社会大动荡,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与道德危机,当时人描述为“天纲绝,地轴折,人理灭”(宋子贞《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》)。社会与道德重建,是当时最急迫的课题。在当时流行的各种学说中,朱熹之学无疑最适合社会急需。原因在于,朱熹之学将社会秩序、人伦关系,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,具有先天的神圣性。这既易于为蒙古贵族所接受,也便于向社会公众推广。以许衡等人为代表的北方学者选择了朱学,当然也包括朱熹的《诗经》学。他们大力推动朱熹《四书集注》《小学》《近思录》等著作的传播,朱熹的《诗》学观念以及《诗集传》,也随之在北方传播。
    元代官学教育体系的建立,朱熹著作进入官学教材系统,为朱熹《诗集传》的经典化创设了前提条件。忽必烈时期,立国子学,许衡为祭酒,掌教学事务,逐步建立了一套由朱熹义理教化思想主导的、由《小学》到《四书集注》再到《易》《诗》《书》《礼记》《周礼》《春秋》等经典为基本内容的教材系统。在从中央到州县各级国学教学中,《诗经》以朱熹《诗集传》为教材,并强调阅读其《诗传纲领》,领会义理,“义理都在《纲领》中”(陈绎曾《文说》)。这一教材系统,奠定了朱熹《诗集传》在元代《诗经》学领域的重要地位。
    朱熹《诗集传》成为新经典的关键,是元代科举考试明确规定明经、经义试以朱学为依据。延祐开科,科考内容与要求有如下规定:
    汉人、南人第一场明经、经疑二问,《大学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中庸》内出题,并用朱氏章句集注,复以己意结之,限三百字以上。经义一道,各治一经,《诗》以朱氏为主,《尚书》以蔡氏为主,《周易》以程氏、朱氏为主,以上三经,兼用古注疏。(《元史·选举一》)
    以官方名义将朱熹的《诗集传》规定为《诗经》科考试的依据。《诗经》科试卷的题目设定以朱熹《诗》学观念为导向,考官以是否符合朱熹《诗》学思想、是否注重阐发经旨义理为试卷评判标准,应试参考书对《诗经》主旨的解说和范文大纲的撰写,也遵循朱熹学说。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所说:“有元一代之说《诗》者,无非朱传之笺疏。至延祐行科举法,遂定为功令,而明制因之……亦主于羽翼朱传,遵宪典也。”明因元制,《诗集传》在《诗经》学史上的新经典地位,遂不可动摇。
    在学术研究层面,对朱熹《诗集传》的绍述与诠解,奠定了朱熹《诗经》学在学术领域的独尊地位。元代《诗》家对朱熹《诗集传》进行了全面的诠释与解读,丰富了朱熹读《诗》法的内容,对朱熹《诗集传》的缺略与疑误,分别予以增益与辨误,并尝试以图文结合及问答式等多样化的解读方式进行诠释,为后世朱熹《诗经》学研究提供了经验与借鉴。元代《诗》家也注重对朱熹《诗》学理论进行阐发,对朱熹“六义”说、“去序”说和“淫诗”说等命题的阐释,对朱熹以“理”解《诗》理路的继承与发扬,以及尝试对《诗经》作文学性解读,都是对朱熹《诗经》学的丰富与完善。
    元代书院的授课与刻书,推动了朱熹《诗集传》的社会接受。元代的书院遍及全国,生员数量超过州县学,成为儒学教育的重要阵地。程端礼的《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》作为元代最具代表性的书院课程教学计划,详细规定了学子的治《诗》之法。这一日程的推广,确定了朱熹《诗集传》在各地书院课程中的地位。元代书院刊刻了数量众多的《诗经》学著述,流传至今的尚有15种,与朱熹《诗集传》有关的就占12种,其中刘瑾的《诗传通释》最具影响,明代科举考试的指定书目《诗经大全》,几乎是全抄《诗传通释》,由此成为明代的“取士之制”(《四库全书总目·诗经大全》),对明代《诗经》学及士子的影响,可以想见。
    朱熹《诗》学观念对元代诗学理论的渗透,彰显了《诗集传》的经典地位。在元代诗学文献中,随处可见以《诗经》作为批评文本的论述,成为构成元代主流诗学理论的重要内容。元代诗论对性情的关注,对风雅精神的标榜,对诗法正变的辨析,对平和诗风的追求,以及对历代诗歌风貌的评述和对传统诗学观念的扬弃,均与朱熹《诗集传》有着密切关联。其通过调和古今正变最终确立的,以风雅精神和诗之正体为依归,以《诗经》及体现风雅传统的诗歌为典范的诗学追求,是朱熹从文学视角解《诗》观点的发扬,也是当时以道德与社会重建为指归的《诗经》普及在文学理论领域的反映。诗学领域对《诗经》所蕴含的诗学精神的阐释与接受,从文学角度进一步强化了朱熹《诗集传》的新经典地位。对明代《诗》家从文学角度解《诗》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。
    元代学者鉴拔朱熹《诗经》学说于宋代诸家之中,通过科举规定、教材体系、著书立说等,确立了朱熹《诗集传》新经典地位,奠定了明初百年间《诗经》学皆“演《集传》之余”(胡朴安《诗经学》)的基本格局,影响了此后数百年《诗经》学学术史。
    长期以来,元代学者对《诗经》学的贡献,元代在《诗经》学史上的地位,被严重低估,甚至可以说是被有意无意掩盖或抹杀了。元代《诗经》学的成就与地位,应该重新评估,其所蕴含的思想,以及作为现实关怀的《诗经》学观念,也应该予以发掘。


    (作者:查洪德,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;王珏,系河南大学文学院讲师)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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