栏目： 国学理论 作者：佚名 热度：
关注点
非遗学有几个关注点，这是非遗学独有的，它们共同构成了非遗学的学科编码。
（一）地域性
人类保护文化遗产的目的之一，是保护文化的多样性。这个文化的多样性是由各种不同的文化个性共同体现的。也就是说，保护文化的多样性，就是保护好每一种文化的个性。
文化的个性往往来自它的地域性，特别是民间文化。
民间文化比精英文化更具地域性。因为精英文化是个人创造，民间文化是集体创造，集体认同。非遗具有集体性。历史上，各个地域相对封闭，各种文化都是在一己的天地里，渐渐形成和加深了自己独有的文化气质与特征。所谓“五里不同风，十里不同俗”。这是民间文化的特点与本质，更是非遗的特点与本质。所以，能作为绍兴的地域文化代表的不是鲁迅，不是阿Q，而是莲花落、乌篷船和梁祝传说。
非遗的地域性是非遗最重要的文化特征。特别是现代社会，愈具有地域特色的非遗，愈具有这个地方文化的标志性。
我国幅员辽阔，民族众多，历史错综，地域多样，风情各异，致使各地的文化内涵深厚，特色鲜明。但绝大多数非遗的地域特征未被阐释过，对它们的深究与阐明是非遗学不能绕过的课题。
（二）审美个性
非遗学重视非遗的审美。
因为所有非遗，都是一种美的呈现，不管这种非遗是不是艺术类。在民间，一切文化都用美来表达。不论是色彩的、声音的、姿态的、形象的，还是一种节庆，一种习俗，一种仪式，必含有一种独特的美。这是非遗的神髓。
民间美来自大众的审美心理与需求，因民族和地域的不同而不同。不同的美体现和彰显不同地域的个性。
民间美还有一个特性。它既是个性的，又是共性的。它不同于精英创造的美。精英美纯属个人的创造，民间美则是一个地方的人集体的创造和集体的认同。所以，这种地域共性的美就是它个性的美。
精英美是自觉的，民间美是自发的；精英美追求不断出新，民间美则是世代积累和世代相传；精英美追求自己，民间美认同本地的传统。因此，它为那一方土地所独有，是那里的文化最耀眼、最富魅力的地方。这种美鲜明地表现在当地特有的风俗、礼仪、游艺、舞乐中，突出地体现在当地别样的建筑、服装、工艺、手艺及其造型、色彩、线条、图案上。这种美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。
所以，对非遗的审美贯穿着整个非遗学。从审美的角度去感受非遗，认知非遗，研判非遗，保护和传承非遗。为此，我们必须具有审美修养和文化修养。
可以相信，民间美学是非遗学研究的范畴之一，也是未来美学的范畴之一。
（三）传承人
传承人在人类学中常常涉及，在民俗学中不是主要关注的对象，民俗学更关注民俗事象。然而在非遗学中传承人极其重要，因为非遗承载在传承人身上。传承人是非遗的主人。没有传承人，非遗便不复存在。
因此在政府管理遗产中，传承人是政府管理非遗主要的“把手”，名为“代表性传承人”。但在历史上，传承人没有“代表性”一说，都是一种自然存在，都是“自然传人”。
“代表性传承人”不属于民俗学，只属于非遗学。
“代表性传承人”是为了管理好非遗，从各项非遗中遴选和认定的历史上传承有序、技艺高超、在当地影响较大的传人（日韩都有认证传承人制度）。一项非遗一般确定一两个“代表性传承人”。他们无疑应是非遗保护关注的对象与重点。然而，作为非遗学者，不能仅关注“代表性传承人”，而应该广泛地观照所有的自然传人，从而全面了解和整体把握该项非遗，因为大量历史信息和技艺细节不只保留在极少数的“代表性传承人”那里，而是散布在民间自然传人的群体中。应该强调，非遗学者与政府管理者的工作有所不同，各司其职，共同合作。非遗学者要从文化规律出发，要有前瞻性。
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用口述史的方式记录传承人身上保留的无形遗产。这是活态的非遗最重要的“遗产内容”，包括两部分：一是传承人头脑中的记忆，二是传承人手上或身上的技艺。
传承人口述是非遗第一手珍贵的研究材料。
非遗学十分看重传承人口述史。只有口述史可以将传承人身上无形的、动态的、不确定的“遗产内容”变为确定的文字。然而，现在所做的传承人口述多是较平浅的“调查记录”，多是行业经历的调查，没有把传承人作为一个“人”进行生命性挖掘，更没有深度的文化追寻。文本与写作的方式也缺少探索。所以，这样的传承人口述史做完之后，大多作为调查材料放在一边，不再深入研究。如果没有对传承人口述做延伸研究，实际上仍然没有真正地拥有这项非遗。
（四）技艺
非遗的传承关键是技艺的传承。一个传人，无论是舞者、绣娘、艺匠，还是武人，他们身怀独门绝技，技艺炉火纯青，这是他那一方古老土地独特的人文创造，代代传承并极其珍贵地保留在他们身上。技艺是非遗的精华，也是传承人价值的体现。因此，非遗传承的关键是他们身上的技艺。如果对这些相传已久的、关键性的、精粹的技艺自我认识不足，在使用和流传过程中丢失了，这项非遗的含金量便打折扣了。这是非遗学的新课题。对非遗技艺的科学总结、重点技艺全信息的记录，以及新出现的传承路径与方式，都是非遗学者的关注点。
民俗学不以技艺为关注点，非遗学以它为重中之重，因为技艺是非遗的生命。
（五）活态
在非遗学者眼中，非遗是活态的。
非遗学关注非遗的活态主要是：一是它的生态，一是它的变化。在进入现代社会后，非遗受到经济生活与时代审美的影响，被动和主动的变化都在日渐增多。我们对非遗的关注主要是三方面：1.是否保持传统技艺，是否坚持使用传统工具，是否遵循传统（工艺、表演或民俗）程序；2.是否保留了该非遗的历史经典；3.是否传承有序，是否真正做到完整的衣钵相传。
对活态变化的关注是非遗保护至关重要的。比如在当今的旅游市场上，如何区别是时代性的自我主动的改变，还是在旅游压力下被动的改变，这些都要进行文化思辨。文化思辨和文化比较是非遗学最积极的学术思维。
当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具备了这些关注点，我们就身在非遗学中了。
学科交叉与交叉学科
非遗学是独立的。由于它涉及广泛，与一些既有的学科必然会重叠或关联，必然会交叉、融合、合作。一方面，在研究上跨学科；另一方面，在学科构建上，必然要采用已有的不同系统的知识，进行超学科的整合，以健全非遗学。这里，从非遗学学科的构建出发，列出主要需要交叉的学科如下：
民俗学 艺术学 民族学
管理学 法 学 档案学
视觉人类学 口述史 博物馆学
文物学
早在建立国家非遗名录，对浩如烟海、缤纷多样的非遗进行分类时，就采用了民俗学和艺术学的一些分类法。人类在对世界的认知上，先成熟的一定会影响尚未成熟的。非遗学是后发学科，由于研究对象与民俗学、艺术学相同或相近，在知识体系构建上，必然会融合民俗学和艺术学。这种“为我所用”的思想方法，还会长期使用。但同时也要进行学科的区别。学科的混淆会模糊各自的独立性，限制学科的自身发展；区别是为了明确自己学科独特的性质、使命、特征、价值、标准与方向。
我国是多民族国家，少数民族异彩纷呈的非遗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。少数民族大多没有精英文化，甚至没有文字，其民族的历史及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非遗上。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离不开与民族学的合作。
在当代社会的非遗保护实践中，最前沿和直接的保护体现在管理上。可以说，保护在管理中。关键是管理的原则、要求、标准必须是科学的。它取决于专业研究的水准。所以，非遗保护一定要融合管理学的学理、知识与方法。非遗学在这方面要建立“非遗管理学”。非遗教育要为非遗保护——特别是一线保护培养管理人才。
非遗保护有一大套国际法规和国际标准，我国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多的国家，也是列入国家非遗名录最多的国家。将非遗管理法规化是保护工作的必由之路；推进这一工作的学术背景是与法学的合作。
民间文化从无档案。非遗确立后，首要的工作是为非遗存录与立档，立档规范必须融入档案学。然而，非遗的特点是活态和动态的，活态和动态的存录是一项崭新的工作。这也是同时与视觉人类学交叉之必需。
非遗学需要交叉的学科还有口述史。
我们已开创了传承人口述史，这是非遗学特有的调查与研究方式，用以挖掘与记录承载在传承人身上的无形遗产。传承人口述史要具有资料性和档案性；在口述史写作与文本上，有别于其他种类的口述史。我们已经看到传承人口述史广阔的前景，但现在对于传承人口述史的研究，尚未进入学术层面。
博物馆是非遗保护的重要方式之一。博物馆是保存、收藏、展示与弘扬非遗的场所，功能很多，这些都需要相关学科的支撑。以往博物馆的收藏与展示基本是物质的，没有非物质的。非遗的展示与收藏需要契合其特点，比如非遗活态的形象、声音、技艺和表演等的采集与展示，对于博物馆来说需要创造性的理念和对高新技术创造性使用。现在的非遗博物馆的展陈还很表浅，远不能及。国际上也是如此，需要学术上的探索和与相关学科的合作。
再有，非遗学还要关注非遗的物质性的一面。
有些非遗的载体是非物质的，比如民歌。有些非遗的载体是物质的，比如剪纸、石雕、明式家具制作技艺等。这些非遗，要靠物质性的作品体现非物质制作技艺的非凡和高超。此外，还有大量的丰富多彩的物质性的民俗用品、生活器物、生产工具，承载并见证着其地域独特的文化。这种民间的生活文化过去不被重视，现在渐渐认识到它们的价值，称其为“民间文物（或民俗文物）”，开始受到学界和博物馆的关注。现在的问题是，对“民间文物”的甄别、鉴定、分类与断代的知识系统尚未形成，且研究有限，没有开拓为一个学术空间。但是可以预见，随着非遗保护事业的发展，“民间文物”研究将成为非遗学与文物学、博物馆学交叉融合的学术热点，并有望成为非遗学一个研究与学术的方向。
结语
阅读本文时，一定可以看出，本文着力地阐述非遗学原理的同时，还刻意地区别非遗学与民俗学在立场、本质、性质、构成、特点、功能、意义上的不同。其缘故在于，在非遗事业肇始之时，自己没有学科，应急地动用了民俗学的知识，造成了非遗从属于民俗学的误会。当非遗学的自我意识与学科立场觉醒之后，便发觉到民俗学不能阐释与探究非遗的世界，也不能解决非遗的问题。比如非遗的保护理论在民俗学那里很难深入，其中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民俗学不研究民间文化（非遗）的保护和传承。这不是民俗学的缺欠，而是不同学科不同的学术功能和使命所致。为此，非遗必须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，也有足够的原材料建立自己的学科大厦。那么，非遗学首先就要在元理论上与民俗学剥离；也就是说非遗学迈出的第一步，就是与民俗学彼此说清，分手。分手之后再合作。
本世纪以来，非遗是一个全新的概念，在社会上是一个全新的事业，在学术上是一个全新的学科，它需要我们认识的高度与自觉，需要学术的创新。我国人文学界素来感知敏锐，富于学术热情。近二十年来，已有很多热衷和有志于非遗学的学者涌现出来，出版了众多的非遗学方面的著作，探索之广，触及之深，在国际上应列前茅。
非遗学的迅速崛起缘于我们的非遗根扎田野大地，生命之源雄劲沛然。它体量宏大，斑斓多彩，内涵深厚，特色鲜明，富于无可估量的文化和艺术的价值及学术的价值。然而，如此超巨大、历史上从没有整理过、活态的遗产，在当代社会转型和各种冲击下，怎样做才能完美地传承？从思想和科学的层面上说，非遗学当担此重任。
这是学术使命、历史使命，也是时代责任。
目前非遗学虽属初创阶段。向前展望，它一定是一个前途无量、具有宏大和深远发展空间的学科，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学科；由于它凭借于我国的非遗，必定还是一个具有中国和东方特色的学科。
任何一门学术的最高目标，一是构建成它的知识体系与理论体系，二是实实在在服务于相关的社会事业。面对着中华大地上数十万项彼此千差万别的非遗的保护与传承，非遗学任重道远。
（作者：冯骥才，系著名作家、文化学者、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）
非遗学有几个关注点，这是非遗学独有的，它们共同构成了非遗学的学科编码。
（一）地域性
人类保护文化遗产的目的之一，是保护文化的多样性。这个文化的多样性是由各种不同的文化个性共同体现的。也就是说，保护文化的多样性，就是保护好每一种文化的个性。
文化的个性往往来自它的地域性，特别是民间文化。
民间文化比精英文化更具地域性。因为精英文化是个人创造，民间文化是集体创造，集体认同。非遗具有集体性。历史上，各个地域相对封闭，各种文化都是在一己的天地里，渐渐形成和加深了自己独有的文化气质与特征。所谓“五里不同风，十里不同俗”。这是民间文化的特点与本质，更是非遗的特点与本质。所以，能作为绍兴的地域文化代表的不是鲁迅，不是阿Q，而是莲花落、乌篷船和梁祝传说。
非遗的地域性是非遗最重要的文化特征。特别是现代社会，愈具有地域特色的非遗，愈具有这个地方文化的标志性。
我国幅员辽阔，民族众多，历史错综，地域多样，风情各异，致使各地的文化内涵深厚，特色鲜明。但绝大多数非遗的地域特征未被阐释过，对它们的深究与阐明是非遗学不能绕过的课题。
（二）审美个性
非遗学重视非遗的审美。
因为所有非遗，都是一种美的呈现，不管这种非遗是不是艺术类。在民间，一切文化都用美来表达。不论是色彩的、声音的、姿态的、形象的，还是一种节庆，一种习俗，一种仪式，必含有一种独特的美。这是非遗的神髓。
民间美来自大众的审美心理与需求，因民族和地域的不同而不同。不同的美体现和彰显不同地域的个性。
民间美还有一个特性。它既是个性的，又是共性的。它不同于精英创造的美。精英美纯属个人的创造，民间美则是一个地方的人集体的创造和集体的认同。所以，这种地域共性的美就是它个性的美。
精英美是自觉的，民间美是自发的；精英美追求不断出新，民间美则是世代积累和世代相传；精英美追求自己，民间美认同本地的传统。因此，它为那一方土地所独有，是那里的文化最耀眼、最富魅力的地方。这种美鲜明地表现在当地特有的风俗、礼仪、游艺、舞乐中，突出地体现在当地别样的建筑、服装、工艺、手艺及其造型、色彩、线条、图案上。这种美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。
所以，对非遗的审美贯穿着整个非遗学。从审美的角度去感受非遗，认知非遗，研判非遗，保护和传承非遗。为此，我们必须具有审美修养和文化修养。
可以相信，民间美学是非遗学研究的范畴之一，也是未来美学的范畴之一。
（三）传承人
传承人在人类学中常常涉及，在民俗学中不是主要关注的对象，民俗学更关注民俗事象。然而在非遗学中传承人极其重要，因为非遗承载在传承人身上。传承人是非遗的主人。没有传承人，非遗便不复存在。
因此在政府管理遗产中，传承人是政府管理非遗主要的“把手”，名为“代表性传承人”。但在历史上，传承人没有“代表性”一说，都是一种自然存在，都是“自然传人”。
“代表性传承人”不属于民俗学，只属于非遗学。
“代表性传承人”是为了管理好非遗，从各项非遗中遴选和认定的历史上传承有序、技艺高超、在当地影响较大的传人（日韩都有认证传承人制度）。一项非遗一般确定一两个“代表性传承人”。他们无疑应是非遗保护关注的对象与重点。然而，作为非遗学者，不能仅关注“代表性传承人”，而应该广泛地观照所有的自然传人，从而全面了解和整体把握该项非遗，因为大量历史信息和技艺细节不只保留在极少数的“代表性传承人”那里，而是散布在民间自然传人的群体中。应该强调，非遗学者与政府管理者的工作有所不同，各司其职，共同合作。非遗学者要从文化规律出发，要有前瞻性。
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用口述史的方式记录传承人身上保留的无形遗产。这是活态的非遗最重要的“遗产内容”，包括两部分：一是传承人头脑中的记忆，二是传承人手上或身上的技艺。
传承人口述是非遗第一手珍贵的研究材料。
非遗学十分看重传承人口述史。只有口述史可以将传承人身上无形的、动态的、不确定的“遗产内容”变为确定的文字。然而，现在所做的传承人口述多是较平浅的“调查记录”，多是行业经历的调查，没有把传承人作为一个“人”进行生命性挖掘，更没有深度的文化追寻。文本与写作的方式也缺少探索。所以，这样的传承人口述史做完之后，大多作为调查材料放在一边，不再深入研究。如果没有对传承人口述做延伸研究，实际上仍然没有真正地拥有这项非遗。
（四）技艺
非遗的传承关键是技艺的传承。一个传人，无论是舞者、绣娘、艺匠，还是武人，他们身怀独门绝技，技艺炉火纯青，这是他那一方古老土地独特的人文创造，代代传承并极其珍贵地保留在他们身上。技艺是非遗的精华，也是传承人价值的体现。因此，非遗传承的关键是他们身上的技艺。如果对这些相传已久的、关键性的、精粹的技艺自我认识不足，在使用和流传过程中丢失了，这项非遗的含金量便打折扣了。这是非遗学的新课题。对非遗技艺的科学总结、重点技艺全信息的记录，以及新出现的传承路径与方式，都是非遗学者的关注点。
民俗学不以技艺为关注点，非遗学以它为重中之重，因为技艺是非遗的生命。
（五）活态
在非遗学者眼中，非遗是活态的。
非遗学关注非遗的活态主要是：一是它的生态，一是它的变化。在进入现代社会后，非遗受到经济生活与时代审美的影响，被动和主动的变化都在日渐增多。我们对非遗的关注主要是三方面：1.是否保持传统技艺，是否坚持使用传统工具，是否遵循传统（工艺、表演或民俗）程序；2.是否保留了该非遗的历史经典；3.是否传承有序，是否真正做到完整的衣钵相传。
对活态变化的关注是非遗保护至关重要的。比如在当今的旅游市场上，如何区别是时代性的自我主动的改变，还是在旅游压力下被动的改变，这些都要进行文化思辨。文化思辨和文化比较是非遗学最积极的学术思维。
当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具备了这些关注点，我们就身在非遗学中了。
学科交叉与交叉学科
非遗学是独立的。由于它涉及广泛，与一些既有的学科必然会重叠或关联，必然会交叉、融合、合作。一方面，在研究上跨学科；另一方面，在学科构建上，必然要采用已有的不同系统的知识，进行超学科的整合，以健全非遗学。这里，从非遗学学科的构建出发，列出主要需要交叉的学科如下：
民俗学 艺术学 民族学
管理学 法 学 档案学
视觉人类学 口述史 博物馆学
文物学
早在建立国家非遗名录，对浩如烟海、缤纷多样的非遗进行分类时，就采用了民俗学和艺术学的一些分类法。人类在对世界的认知上，先成熟的一定会影响尚未成熟的。非遗学是后发学科，由于研究对象与民俗学、艺术学相同或相近，在知识体系构建上，必然会融合民俗学和艺术学。这种“为我所用”的思想方法，还会长期使用。但同时也要进行学科的区别。学科的混淆会模糊各自的独立性，限制学科的自身发展；区别是为了明确自己学科独特的性质、使命、特征、价值、标准与方向。
我国是多民族国家，少数民族异彩纷呈的非遗是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。少数民族大多没有精英文化，甚至没有文字，其民族的历史及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非遗上。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离不开与民族学的合作。
在当代社会的非遗保护实践中，最前沿和直接的保护体现在管理上。可以说，保护在管理中。关键是管理的原则、要求、标准必须是科学的。它取决于专业研究的水准。所以，非遗保护一定要融合管理学的学理、知识与方法。非遗学在这方面要建立“非遗管理学”。非遗教育要为非遗保护——特别是一线保护培养管理人才。
非遗保护有一大套国际法规和国际标准，我国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多的国家，也是列入国家非遗名录最多的国家。将非遗管理法规化是保护工作的必由之路；推进这一工作的学术背景是与法学的合作。
民间文化从无档案。非遗确立后，首要的工作是为非遗存录与立档，立档规范必须融入档案学。然而，非遗的特点是活态和动态的，活态和动态的存录是一项崭新的工作。这也是同时与视觉人类学交叉之必需。
非遗学需要交叉的学科还有口述史。
我们已开创了传承人口述史，这是非遗学特有的调查与研究方式，用以挖掘与记录承载在传承人身上的无形遗产。传承人口述史要具有资料性和档案性；在口述史写作与文本上，有别于其他种类的口述史。我们已经看到传承人口述史广阔的前景，但现在对于传承人口述史的研究，尚未进入学术层面。
博物馆是非遗保护的重要方式之一。博物馆是保存、收藏、展示与弘扬非遗的场所，功能很多，这些都需要相关学科的支撑。以往博物馆的收藏与展示基本是物质的，没有非物质的。非遗的展示与收藏需要契合其特点，比如非遗活态的形象、声音、技艺和表演等的采集与展示，对于博物馆来说需要创造性的理念和对高新技术创造性使用。现在的非遗博物馆的展陈还很表浅，远不能及。国际上也是如此，需要学术上的探索和与相关学科的合作。
再有，非遗学还要关注非遗的物质性的一面。
有些非遗的载体是非物质的，比如民歌。有些非遗的载体是物质的，比如剪纸、石雕、明式家具制作技艺等。这些非遗，要靠物质性的作品体现非物质制作技艺的非凡和高超。此外，还有大量的丰富多彩的物质性的民俗用品、生活器物、生产工具，承载并见证着其地域独特的文化。这种民间的生活文化过去不被重视，现在渐渐认识到它们的价值，称其为“民间文物（或民俗文物）”，开始受到学界和博物馆的关注。现在的问题是，对“民间文物”的甄别、鉴定、分类与断代的知识系统尚未形成，且研究有限，没有开拓为一个学术空间。但是可以预见，随着非遗保护事业的发展，“民间文物”研究将成为非遗学与文物学、博物馆学交叉融合的学术热点，并有望成为非遗学一个研究与学术的方向。
结语
阅读本文时，一定可以看出，本文着力地阐述非遗学原理的同时，还刻意地区别非遗学与民俗学在立场、本质、性质、构成、特点、功能、意义上的不同。其缘故在于，在非遗事业肇始之时，自己没有学科，应急地动用了民俗学的知识，造成了非遗从属于民俗学的误会。当非遗学的自我意识与学科立场觉醒之后，便发觉到民俗学不能阐释与探究非遗的世界，也不能解决非遗的问题。比如非遗的保护理论在民俗学那里很难深入，其中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民俗学不研究民间文化（非遗）的保护和传承。这不是民俗学的缺欠，而是不同学科不同的学术功能和使命所致。为此，非遗必须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，也有足够的原材料建立自己的学科大厦。那么，非遗学首先就要在元理论上与民俗学剥离；也就是说非遗学迈出的第一步，就是与民俗学彼此说清，分手。分手之后再合作。
本世纪以来，非遗是一个全新的概念，在社会上是一个全新的事业，在学术上是一个全新的学科，它需要我们认识的高度与自觉，需要学术的创新。我国人文学界素来感知敏锐，富于学术热情。近二十年来，已有很多热衷和有志于非遗学的学者涌现出来，出版了众多的非遗学方面的著作，探索之广，触及之深，在国际上应列前茅。
非遗学的迅速崛起缘于我们的非遗根扎田野大地，生命之源雄劲沛然。它体量宏大，斑斓多彩，内涵深厚，特色鲜明，富于无可估量的文化和艺术的价值及学术的价值。然而，如此超巨大、历史上从没有整理过、活态的遗产，在当代社会转型和各种冲击下，怎样做才能完美地传承？从思想和科学的层面上说，非遗学当担此重任。
这是学术使命、历史使命，也是时代责任。
目前非遗学虽属初创阶段。向前展望，它一定是一个前途无量、具有宏大和深远发展空间的学科，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学科；由于它凭借于我国的非遗，必定还是一个具有中国和东方特色的学科。
任何一门学术的最高目标，一是构建成它的知识体系与理论体系，二是实实在在服务于相关的社会事业。面对着中华大地上数十万项彼此千差万别的非遗的保护与传承，非遗学任重道远。
（作者：冯骥才，系著名作家、文化学者、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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