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导言】传统文化从“冷”变“热”，全方位重回主流话语场，严格地说，是近年来的事。从国家政策的大力推动，到学界、民间、市场的积极呼应，这股热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，大有蓬勃之势。而随着技术、媒介的推陈出新，传统文化的传播，不仅面临再翻译、再诠释的问题，还需要因应时代需求和受众变化，不断探索新方法、新路径。

2019年8月30日，在第三届孔学堂·国学图书博览会“融合出版与国学传播”论坛上，“融媒体时代如何实现中华经典的有效传播”的主题对话，引起众多出版人、媒体人和民间国学传播者的特别关注。这场对话聚焦于“融媒体”、“经典”、“有效传播”三大关键词，由知名学者、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、省文史馆原馆长顾久主持，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研究院院长朱汉民，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涂险峰，人民日报数字传播公司副总经理柳晓森，凤凰网国学频道主编柳理同台分享了他们的实践和看法。

以下是对话实录的精华部分：

主题对话现场，左起依次为：顾久，朱汉民，涂险峰，柳晓森，柳理。

顾久（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、省文史馆原馆长）：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永远不能离别的精神家园。纵观中国几千年，国学博大精深、源远流长，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、国脉传承的精神纽带，是中国人生命成长中的重要“心灵基座”。近年来，随着信息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，“数字原住民”数量持续增加，大众阅读习惯和获取信息的方式正在悄然发生变化，文化传播呈现出高效性、互动性、多向性的发展趋势，如何在融媒体时代做好中华经典的有效传播，是个值得探讨的话题。

“文字”这两个字，在传统人的心目中是很神圣的，我记得费孝通先生回忆自己曾经把字踩在脚，他奶奶把他推开说，文字是不能踩在脚下的，要把它供在神龛上。现在乡下还有这个传统，读书人写的文字要面对天地祖宗，他是有家园感、神圣感的。我给几位对话嘉宾提一个问题：融媒体可能强调了现代性和工具性乃至娱乐性，但是融媒体时代，怎么做好有效的传媒？

朱汉民：书院的兴起与媒介变化有关 国学普及也要因时而变

朱汉民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研究院院长）：我来说一下岳麓书院和凤凰网合作传播国学的例子。曾经很多人对此质疑，书院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学习圣地，是研读经典、面对自己精神的地方，怎么能像大众媒体那么热闹？这是不是有违学习和研究经典的宗旨？但至今为止，我仍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。

宋代书院为什么兴起？跟印刷术的发展和书的普及有关。南北朝时，知识的载体还是竹简为主。雕版印刷发达以后，书可以复制，刻一个版就可以无限地印刷，这就使得文化实现大范围的普及。宋代有几百所书院，明清达到几千所，书院的兴起和知识的传播，就得益于媒介的重大变化。这个变化使得经典的学习可以普及到民间。

改革开放以后，我们面临着书院的重建和复兴，我们立志恢复岳麓书院的大学教育功能和学术功能，如今，这是岳麓书院的主要工作。但是，书院确实还承担着文化普及的任务。今天，岳麓书院面向大众开放，无数游客来到这里参观访问，所以我们就做了开放式的讲学，我们希望把小型的、面向专业的硕士生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国学讲座普及到社会上来。这样的传播，范围还是非常有限。所以我们一直在探索，曾经试过跟电视媒体的合作，如湖南卫视，但电视媒体成本非常高，对收视率的要求也很高。网络媒体兴起后，我们发现网络的影响是最广的，于是2014年，岳麓书院与凤凰网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，开始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呈现专家讲座。直到今天，关注度都非常之高，每一场演讲平均有几十万的点击量。当今社会对国学知识的需求很大，通过融媒体，客户端、网络、手机等方式，可以让国学经典传播变得容易、便捷，而且产生效果非常好。我想说的是，经典的传播，不同时代都应该积极尝试新的媒介。

涂险峰：融媒体时代读经典 需加强专业化引领

涂险峰（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）：融媒体是传统媒体受到数字化的挑战而采取的一种积极应对方式。今天，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，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：第一，获取中华传统文化资源的便捷度大大增加；第二，文化传播的形式多种多样；第三，国民参与性提高；第四，新媒体给大家提供了便利和多样的交流平台。但融媒体也带来一些问题，比如阅读变得碎片化，理解变得浅俗化，非专业化信息的不可靠性增加。

如何应对新媒体时代带来的变化？怎样有效传播中华经典？我认为，一、数字化新媒体的趋势势不可当，我们要因势利导。比如碎片化阅读，我们可以把零零星星的时间用起来，上班的路上、地铁上都可以用手机看一首古典诗词。二、要借用新媒体的特点加强大众对中华经典的关注。但要注意一点，我们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如用抖音，是想引起大家阅读经典，去把握它的内涵，而不是用这种方式来代替对经典的阅读。三、融媒体时代的经典阅读需要加强专业化的引领和参与。传统纸媒有一大批非常专业的、具有大国工匠精神的作者队伍和编辑团队，新媒体也该如此，哪怕是通俗易懂的普及本也应该有专家的指导，达到专业水平。

柳晓森：内容为王也要有传播意识 融媒体需打通最后一公里

柳晓森（人民日报数字传播公司副总经理）：人民日报作为一个出版传播单位是以内容为王。为什么这么说？第一，传统文化可以启迪智慧、振奋精神，但一定是要古为今用、推陈出新，要能够解决现在的问题，这样传统文化才更有活力。内容一定是最重要的核心思想，碎片化、低俗化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。第二，要树立传播思想和传播意识。我们不但是要有内容意识，还要有技术意识和传播意识。第三，融媒体要打通最后一公里，攻破AI技术难关。媒体来说也面临这样的问题，就是怎么样通过多种形式的传播方式，让老百姓活化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，培育文化自信心。我们能不能加入AI技术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做一个实践主义者。

顾久：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工商社会的世俗化时代，如果用马克斯·韦伯的话，这是一个祛魅的时代，是一个将所有的神圣感都踩在脚下的时代，它与有嫦娥的、有吴刚、有温度的时代，是不是通过融媒体就能打通？有一次我在对话中谈到梁漱溟先生之问：这个世界会好吗？下面有一个小姑娘拿着手机拍照，她的手机壳上写着“贪财好色，做个俗人”。这个世界会好吗？我在想，融媒体时代如何有效实现神圣与世俗的交流？技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，技术刚好是把天上的嫦娥、把桂花树赶下神坛。

柳理：国学传承面临新生态 有效传播应坚持“四要”

柳理（凤凰网国学频道主编）：我从三个纬度来看这个事情：第一，什么叫融媒体？第二，融媒体时代，我们的对象是谁？第三，什么叫有效？“祛魅”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，不管时代怎么变，我们对文化本身要有自信。如果我们对于本国固有之文化都没有自信，或者说不是很自信的话，那又何必去追求它的有效传播或者传承呢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传统媒体也好，新媒体也好、融媒体也好，其本质就是信息的沟通交流，是文化或者信仰层面的相互交流。

本质没有变，不过对象变了。一方面我们是转型时代的中国人，文化意义上的精神家园影响着我们的成长；另一方面，我们身上还有全球化的背景。如今的受众，不仅是中国人，还想要了解全世界最新的资讯动态。所以我们不能老是倡导让他关起门来读经，人不能脱离当下的时代。我做了20年的媒体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尝试过很多，围绕国学的当代传播，我们也探讨过很多议题，比如新时代的国学如何更接地气，国学与当代教育，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，等等。另外，我们也做过一些跨界的交流，有职业上的跨界，也有思想领域上的跨界，比如国学与人工智能，这会产生一定的破壁或者破仓效应。但是话说回来，现在媒体融合的大背景下，很多新产品在涌现，现象级的短视频、有声书、音视频付费课程、游戏等等，这是国学传播必须面对的新生态，而要实现有效，光技术手段不够，最核心的东西还是内容。

我们都希望有效传播，但这是一个应然，不是必然。如何走向这个目标呢？我总结了四个“要”：第一，心意要诚。我们是现代公民，生活在现代文明时代。我们接续传统文化的使命，需要具备一个正常人的人性良知，需要有文化冷思考的能力，不趋炎附势，不随时俯仰，在态度上坚持定力。第二，常识要辨。我们要对传播内容做一个分级，对知识、常识、价值、信仰进行内容上的分级，分级才能面向不同的受众。第三，故事要讲。我觉得讲故事最能说明传播规律，做传播就一定要遵守传播规律。讲一个历史人物或者历史知识，能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，告诉大家亮点和精华。第四，手段要活。任何一项新技术都值得我们热情拥抱，开放式的态度去面对。2017年高中语文教材的必背古诗文由14篇增加到72篇，我们团队弄一个答题游戏，其实就是高中生经常做的知识选择题，周末两天时间，居然吸引了100多万人玩。所谓的“手段要活”，其实不一定要用非常复杂或者非常前卫的手段做融媒体，创意才是根本。最后我想说，“术”在任何一个时代总是变化的，不变的是“道”，只要“道”立得住，“术”就可以引领我们向上。

实录整理：关静